上班路上，总能遇见几位老人家背着渔具和我同车出行。聊天得知，他们退休赋闲，去郊边小水塘钓鱼。闲情逸致的滋润，在他们脸上看得到。
又一个曦光和煦的早晨，瘦高个、健谈的老头在汇文路上了车，在我左前方第二个座位坐下来。到了卫星路，中等身材、敦实憨厚的老头也上车了，坐在我前面的位置，右排第三座。显然二人已经有约。他们像小学生背着双肩包，手里拎着小马扎和细长帆布袋，袋里一定装着鱼竿。
车行至幸福一路，又上来一位老头，戴着一副近视镜，眼镜上面有前进帽与之搭配，看上去像个有文化的老人家。
瘦高个老头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应该是老熟人吧。不过他并未携带休闲工具，车上偶遇老熟人。瘦高老头礼让地双手示意他坐在自己的对面，唠嗑方便。开始只是瘦高个老头与他攀谈，“退休多少年了？”“有10来年了。”
“退休金有3000多吧？”“比那多，超过4000了。”
“足够了，老两口。”“凑合吧。”
敦实憨厚的老头也插话了，“那就不错了！”
“这是干啥去呀？”瘦高老头柔声细语地问。
“收拾收拾房子，南三环有一座地房。”
敦实憨厚老头向他投去艳羡的目光，“等着吧，早晚得占，到时候你又发了！”
聊着聊着新兴站到了，戴前进帽老头起身准备下车。
“在这儿下啊？”瘦高老头似乎恋恋不舍。
“嗯，下了啊！”
“慢点，小心点！”再一次以催化冰河的轻声柔语送那位老头下车。
等老头走下车，车重新启动，瘦高老头对憨厚敦实老头说：“老王是日本遗孤。”
“是吗？”憨厚敦实老头颇显惊讶。
“老王头他父亲是日本兵。他生下来不长时间，父亲就死了。他妈带着他，又找了一个中国人，姓王。”
日本遗孤！
历史系毕业的我本能地想重新从上到下、从外到里审视那位老头。回头向窗外搜寻他的身影，他已走入巷陌深处。
众所周知，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中国留下大约3500遗孤。在那些还没有医好战争创伤的日子里，长春有很多母亲走上街头，在壕沟里、垃圾堆旁、水坑中，在破筐或者包袱里，抱回一个个日本孤儿，倾尽大爱挽救那些幼小的生命……长春母亲的故事感动着世上善良的人们，从那时起，“最有人情味”的城市就得到诠释。
早有耳闻在我们的城市还有没返回日本的那批遗孤，但从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更谈不上面对面了。而就在那个春日的早上，和我隔一个座位的那位老王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瘦高老头不揭秘他的身世，我和车上的其他人怎么发挥想象力也不会将他和同龄的长春老头区分开来。
瘦高老头对他的关切之殷，我找到了答案。尽管他处于安享晚年的无忧状态，瘦高老头仍然因他幼年的不幸延续着怜悯的情怀。
当年的日本遗孤有开拓团普通日本国民不得不忍痛抛下的孩子，也有无父无母的孤儿。对于这样的孤儿，如果退一步讲，值得同情。那么对于侵略、践踏过家园的日本士兵，怀有彻骨的仇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老王头，作为日本士兵的遗孤，在我们这座城市，没有被仇恨的火焰吞噬，反而和其他的遗孤一样，存活了下来。他的长春养父与那些长春母亲一样，没有将罪过算在嗷嗷待哺的婴儿身上，和长春的小孩儿一视同仁，在他们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伸出了温暖的大手。
对老王头来说，身上流着的血液，可长春的风俗文化，风土人情，早已浸润他的血脉。
忽然想到一则新闻，在战火频仍的中东地区，被历史的风烟结为世仇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同住一个街区的几家人在滚滚硝烟和刺耳的爆炸声中抛却仇怨，互相帮助，呈现出温馨的一幕。
普通的老百姓没有过多奢求，只希望平安地生活，过太平日子。他们不降罪于无辜的弱者，即使对于长辈犯下了滔天罪行的人。他们也不计较是否异族，他们把挽救生命看得比仇恨重要。
就像车上热谈的三个同城异族老人，他们希望在平静中安度余生。
作者小传
袁绍萍，女，吉林长春人，1992年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初中历史教师兼教研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吉林日报》《长春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200多篇，出版《读甲骨文感悟100篇》《品课心得》等著作。2015年7月加入黑土文学社，黑土文学社社委会委员，“黑土发展贡功勋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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